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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破产申请受理前债务人对外债权诉讼时效的特殊规定——《破产法司法解释(二)》第19条第2款的实务探索及完善建议
发表时间:2017-07-05 发布者:Admin 点击率:23

浙江大公律师事务所  钟惠芳  范平淹

内容提要:2013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破产法司法解释(二)》第19条第2款通过“重新计算诉讼时效”的方式对债务人消极放弃债权的行为作出了规制。但该条款在构成要件、举证责任等方面均比破产撤销权设置地简单抽象,给司法实践造成了困惑,导致该条款一直被搁置。本文分析了该条款的特殊之处,并提出了管理人对无正当理由的判断路径、举证责任的分配模式,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该条款的完善建议。

关键词:破产申请受理前  无正当理由  诉讼时效  重新计算

一、《破产法司法解释(二)》第19条第2款的司法现状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以下简称《破产法司法解释(二)》)第19条第2款规定:“债务人无正当理由未对其到期债权及时行使权利,导致其对外债权在破产申请受理前一年内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之日起重新计算上述债权的诉讼时效期间。”

目前,学界仅王欣新教授在《破产程序与诉讼时效问题研究》一文中指出了该条款存在的问题。本文运用“无讼法规”、“法宝联想”等检索工具对第19条的司法实践情况进行反向搜索后,仅检索到适用第19条第1款的判例,未能找到适用第19条第2款的判例。唯一能找到的一则案例载于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编著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企业破产法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破产法司法解释(一)、破产法司法解释(二)》(以下简称《理解与适用》)一书中。

因此,目前理论界和实务界对该条款的探讨不多,相关的研究材料也非常有限。王欣新教授敏锐地指出了该条款存在的问题后,也呼吁对该条款进行细化,但遗憾的是未有学者做进一步研究。司法实践中,管理人也多是以自破产申请受理之日起诉讼时效已中断为由来追收对外债权,第19条第2款的适用率为零。

二、《破产法司法解释(二)》第19条第2款的特殊与问题

《企业破产法》第31条第5项赋予了管理人撤销债务人放弃债权行为的权利。但债务人放弃债权的行为既包括积极的作为,也包括消极的不作为。对于积极的作为,管理人依据《企业破产法》第31条第5项请求法院撤销不存在对象障碍。但对于债务人恶意减少其财产等消极不作为,如通过使债权超过诉讼时效的方式放弃债权,因在客观上不存在可以撤销的行为,管理人行使撤销权时便有了对象障碍。正是为了对债务人的消极不作为进行规制以保护全体债权人的利益,《破产法司法解释(二)》第19条第2款才得以出台,但采取的是“重新计算债权诉讼时效期间”的方式。因此,第19条第2款是针对管理人撤销债务人放弃债权行为作出的特例性规定。

诉讼时效期间系可变期间,可中断、中止和延长。但第19条第2款规定的“重新计算诉讼时效期间”与这三者存在明显的不同。诉讼时效的中断和中止均发生在诉讼时效期间内,即诉讼时效还未届满时的重新计算或暂停计算;而第19条第2款规定的“重新计算诉讼时效期间”是在原先诉讼时效已届满的基础上重新计算,即诉讼时效届满后的重新计算。诉讼时效的延长是在诉讼时效届满后由法院适当延长,延长的期间也交由法院确定,延长的期间长短视情况而定,原诉讼时效期间则不再重新计算;而第19条第2款并非是对原诉讼时效期间的延长,而是对原诉讼时效期间的重新计算。一方面,重新计算的期间与原期间一致,不由法官自由裁量;另一方面,重新计算的时间起点与届满的时间点往往不一致,之间可能间隔了一段时间,因为法院受理破产申请时,诉讼时效往往已经过了一段时间。

在《破产法司法解释(二)》第19条第2款出台前,我国法律对已过诉讼时效的“自然债权”有两种保护方式,一是通过诉讼时效的延长重新使债权人获得胜诉权;二是剥夺债务人在同意履行债务后,又以诉讼时效届满为由进行抗辩的权利。而第19条第2款出台后,在制度层面对“自然债权”的保护又多了一种方式。

通过上述分析不难发现,《破产法司法解释(二)》第19条第2款确有其特殊之处。但第19条第2款也有着先天不足,该条款并未向破产撤销权那般的列举属于“债务人无正当理由”的情形,也未指明该条款的适用是否应限于债务人的主观恶意,在对外追收债权诉讼中涉及该条款时,举证责任该如何分配等等。这些模糊点和问题的存在直接导致该条款自出台后一直被搁置,上文提到的案例检索结果正说明了此种尴尬。对自然债权的保护便是对已获时效利益的债务人的损害,在规范不明确的时候,这种保护和损害会不可避免地被削减和扩大,利益将失去平衡。因而,为使该条款得以正确实施,立法本意得到正确、合理的实现,必须对该条款进行解释和细化。

三、“债务人无正当理由”的界定

债务人的债权超过诉讼时效,有可能是由债务人有意消极放弃债权行为造成,也有可能是无意的过失行为造成,出于保护善意第三人及维护交易安全和诉讼时效制度的目的,最高院将该条款的适用限定于有证据可以证明或者推定债务人具有主观恶意。可以说,最高院将“债务人有无正当理由”与“债务人的主观状态”联系在了一起,若债务人是恶意消极放弃债权,则为无正当理由;若是债务人无意的过失行为造成的,则为有正当理由。

王欣新教授站在司法实践的角度对该划分提出了质疑,认为如果将债务人过失遗忘对到期债权及时行使权利算作正当理由,债务人几乎可以以此为由完全排除该条款的适用,因管理人和破产债权人可能都难以举证证明是由于故意而不是由于过失遗忘;如果过失不属于正当理由,债务人很难再找到其他正当理由,这将意味着宣布在破产申请受理前一年内,诉讼时效制度对进入破产程序的债务人的对外债权完全不适用。

本文认为,从避免诉讼时效制度被破产制度架空,保护交易安全和经济稳定的角度出发,该条款的适用仍应以债务人的主观恶意为前提。但是,债务人的主观意图无法直接探知,必须通过客观行为予以证明,这在举证层面是非常困难的,尤其是对不作为主观意图的证明,故笼统的探讨主观意图没有意义。或许破产撤销权中诸如“个别清偿”行为不一定意味着债务人存在主观恶意,但是这种“不一定”的对应关系是由于我国破产撤销权对其例外情形规定不够具体造成的,并不意味着不能通过明确列举债务人客观行为及例外情形的方式将该条款的主客观要件相统一。故当务之急应是将该条款中的“无正当理由”加以明确列举,并使得“无正当理由”的不作为和债务人的主观恶意清晰的对应起来,正如《理解与适用》一书中通过一个案例将“消极经营管理”与“主观故意”联系了起来:“A企业原法定代表人已对企业扭亏为盈完全失去了信心,消极经营管理,故对该15万元预付款未再积极追讨”。

实务中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把握“债务人无正当理由”这一要件:

一是看已过诉讼时效的债权数额。对大额债权未进行催收的,应认为债务人无正当理由,当然债权数额的判断应充分考虑企业的规模与收益;

二是看在破产申请受理前一年内,债务人是否存在对一部分即将到期的债权进行了催收,而对另一部分债权未催收导致诉讼时效届满的情况。若存在这种情况,未催收债权所占比例直接影响到对“无正当理由”的界定。例如,经管理人调查发现,某破产企业共有五笔债权在破产申请受理前一年内诉讼时效即将届满,债务人对其中的1笔债权进行了催收,但对其他4笔债权未催收,从而导致诉讼时效届满的,应当认为“债务人无正当理由”。如果债务人对其中的4笔债权进行了催收,但对另外的1笔债权未催收,导致诉讼时效届满的,应当认为债务人不存在主观恶意,但如有证据证明债务人就该笔债权与被追收方存在恶意串通的除外;

三是看债务人(或其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与被追收方(或其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利害关系。如双方存在亲属关系的,包括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及近姻亲关系(包括配偶的父母、配偶的兄弟姐妹及其配偶、子女的配偶及子女配偶的父母、三代以内旁系血亲的配偶),应认为“债务人无正当理由”。

四、举证责任的分配

举证责任的分配模式直接影响到该条款的立法本意能否合理实现。最高院认为,债务人负担证明未对其到期债权及时行使权利的行为存在正当理由的责任,其所列举的前述案例中践行了此种分配方式:“A企业原法定代表人对于其未在该期间内行使权利未提出正当理由”。换言之,最高院将“存在正当理由”的举证责任分配给了债务人。

本文认为这种分配模式有待商榷。因为若将“存在正当理由”的举证责任分配给债务人,会产生以下不合理的结果:债务人无法证明存在正当理由或是故意不提出正当理由,便意味着债务人无正当理由,对外债权诉讼时效将重新计算,但此时承担不利后果的却是被追收方——丧失了“时效利益”,这与法律要求负担举证责任的一方积极举证否则将承担不利后果的精神是相悖的。

需要说明的是,因债务人被接管后,诉讼、仲裁或者其他法律程序均由管理人代表债务人参加,这意味着在管理人参加的诉讼中,管理人负担的是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而债务人负担的是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换言之,管理人无法举证证明要件事实的不利后果是由债务人来承担的。故,本文所探讨的举证责任均是指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

我国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采取的是罗森贝格法律要件说,即主张权利存在的一方,应就权利发生的法律要件存在的事实举证;否认权利存在的一方,应就权利妨害法律要件、权利消灭法律要件或权利受制法律要件的存在事实举证。根据该分配规则,管理人在对外追收债权诉讼中,应当先就债权存在的事实举证。但是,如果被追收方提出债权已过诉讼时效的抗辩,接下来应该由谁来举证,又该证明哪些要件事实?

若从举证责任的定义出发,会发现有两种模式可供选择:一种是由管理人负担“债务人无正当理由”的举证责任,在其不能证明该要件或该要件真伪不明时,由债务人承担不利后果,即债权时效届满的后果;一种是由被追收方承担“债务人有正当理由”的举证责任,在其不能证明该要件或该要件真伪不明时,由其承担不利后果,即丧失时效利益的后果。

本文认为,第一种分配模式较为合理。一方面,被追收方很难举证证明债务人有正当理由或是出于过失,很难想象被追收方可以通过何种方式或何种证据来证明债务人存在“正当理由”;另一方面,管理人在接管债务人后能全面接触债务人的各类生产经营材料,比被追收方更了解债务人,对“债务人无正当理由”的举证能力相对来说强于被追收方。根据《民事证据规定》第7条确定的“根据公平原则及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的举证责任分配标准,让管理人承担“债务人无正当理由”的举证责任较为妥当。

五、应充分运用诉讼时效的中止和延长制度

上文从债务人的主观方面出发,探讨了债务人的“主观恶意”与“过失”,并提出了“无正当理由”的情形。除了这些主观因素,完全可能存在因不可抗力导致债务人未能及时行使权利的情形,如企业因服从政府环保部门节能减排的要求停止生产经营导致诉讼时效届满。本文发现这类情形难以用该条款中的“有无正当理由”来表述,将其归入“无正当理由”显得非常牵强,毕竟这不是因债务人自身原因造成的;将其归入“正当理由”,就无法重新计算诉讼时效,这对破产债权人又非常不公平。

本文认为,出现这类无法归咎于债权人的情形时,管理人可以通过运用诉讼时效的中止和延长制度来保护全体债权人的利益。如管理人发现债务人的一笔债权将于2015年6月1日届满,而在2015年5月1日出现了不可抗力,企业被迫停止经营。等到企业恢复经营时已是2015年7月1日,后法院于2015年7月20日受理了破产申请。此时管理人应当积极主张适用诉讼时效中止制度,如果法院认为不构成诉讼时效的中止,管理人应主张适用诉讼时效的延长制度请求法院延长相应诉讼时效以最大限度地维护全体债权人的利益。

六、《破产法司法解释(二)》第19条第2款的完善建议

通过上述分析,本文认为可以对《破产法司法解释(二)》第19条第2款作如下完善:   

“债务人无正当理由未对其到期债权及时行使权利,导致其对外债权在破产申请受理前一年内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之日起重新计算上述债权的诉讼时效期间。管理人举证证明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视为债务人无正当理由:

(一)未催收债权数额较大的;

(二)未催收债权数量较多的;

(三)债务人与被追收方存在利害关系的;

(四)债务人与被追收方存在恶意串通的。”

七、小结

《破产法司法解释(二)》第19条第2款因其不确定性给司法实践带来了困惑,上文对这些困惑提出了初步的解决思路及完善建议。但是,一方面,本文的这些思路和建议仍然是不精确的,如多大的债权才能算作大额债权?多少债权才能算作数量较多?另一方面,本文深知极度地精确会损害精确本身。草率地提出一个数字,一竿子打死只会导致法律的僵化。因此,如何保障该条款正确实施,如何平衡各方的利益,如何正确实现立法本意,仍有待于各位破产法专家学者的智慧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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